江冰:我把“精神原乡” 安放在广州

2016-12-19 14:33:29

江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广州市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当过文艺评论杂志主编、报纸高级记者,现为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曾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锐批评家,入选“广东省十大优秀社会科学科普专家”。

2016年,主持成立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说到学者江冰,有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在今年8月的“南国书香节”上,他为新著《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做推介,很多广州街坊、本地学者饶有兴致地赶来,与这位至今不怎么会说粤语的教授一起热烈讨论,广州到底需要怎样一种“本土言说”。

江冰祖籍江苏,出生、成长在福州,读大学和任教在南昌,2003年从深圳来到广州,进入当时的广东商学院(现广东财经大学),重新回到高校学者的行列。这时谁也没料到,在迅速以“80后文学创作现象研究”先声夺人之后,他的文学评论、文化批评之眼直接投射进了广东的本土文学创作,而且十数年来坚持在各种场合、多篇文章中,强调再强调:要在广东文学中保留南粤的特殊韵味和文化传统,要以精品力作再现广东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为人处世方式、山川物象、文化符号、风俗制度、信仰崇拜乃至价值观——广东文学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域省份。

就像新著的书名那样,江冰对广州这方水土倾注了特别的深情,甚至称之为一种“乡愁”也并不过分。由于父辈经历的离乱和自己从小生活在军区大院里的缘故,江冰对于祖籍没什么认识,对福州也颇疏离,他特别羡慕会方言、有乡愁的人,可叹自己永远只是处于一个城市的边缘。来到广州之后,江冰欣喜地发现这个善美食、讲务实、珍视日常生活的城市,跟自己的性情、口味和价值取向都如此相投……人到中年,去年他的父亲也辞世了,具象的故乡日益稀薄,江冰更将自己的“精神原乡”放在了广州。

在此之前,江冰的研究都集中在相对公共性的领域,“知识分子与当代文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课题《80后文学与网络互动关系研究》……当他从一种宏大叙事中部分抽离出来,便开始认识到公共性之于文学创作的某种弊端,而地域化写作恰好能提供一剂良药。他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是中国大陆变化最大的地域,但是这个迅速富裕起来的土地与人群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一系列经济指标,文学最擅长关注的人性人心发生了什么变化?文学史上不能缺失这一页。

江冰说,广东现今比较兴盛的是诗歌和“打工文学”,但前者主攻的不是地域特色,后者则主要表达打工者的漂泊感与文化冲突感——他们很难融入广东,尤其是城市都市,一直是边缘人。这固然也是广东文坛的惊艳风景,但他更寄望于出现懂粤语、擅长描绘岭南风物而又懂得编制故事和塑造人物的本土作家;而即使是作家里的“新客家”,也希望能有意识地以浸润了广东风情和价值判断的笔墨来书写。

“要非常警惕在创作中的过度公共性!”说到此处,江冰似乎不再只是一位严谨学人,他显得异常感性起来。他建议,作家要“下苦功夫,脱胎换骨”,“甚至去隐身山中,或者哪怕是痴迷茶道”,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言语。而他自己,则以研学之余遍访岭南山水、走读羊城街巷食肆,然后不断在微信朋友圈以美食美图美文“拉仇恨”来实践。“我就是要与一体化的公共空间拉开距离。以前我们闲时就是去书店、博物馆,现在我书已读得够多了,我要去菜市场、去街巷食肆,我要读生活,体会都市最鲜活的文化性格。为什么顺德陈村有陈村的米粉,桂林有桂林的,柳州有柳州的,常德有常德的……后面都有它独特的经济、社会、地理、气候、自然的故事,多么精彩!”

是的,“都市”,这是江冰近来所做的市井采风、课题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的交汇点。他说起一位学生,24年前她的母亲曾在深圳打工六年,最后没能实现留在深圳愿望,抱着遗憾回到故乡生儿育女,但一直讲述“深圳故事”,激励子女重新回到城市。如今,女孩毕业后已成为深圳一家大公司的品牌经理,坚定了自己人生目标,要成为新一代城里人。这段故事给江冰以启示,如今的城市就像一块拼图,甚至比拼图更加复杂,各种人群、各种文化、各种地域、各个阶层,汇集一处,冲撞、冲突、交流,有多少大戏上演,构成一个空前绝后的都市大舞台……

江冰相信,中国21世纪最好的小说、伟大的作品,一定是描写城市与乡村之间肉身与灵魂漂泊的小说,同时这也是中国大陆重建都市文化最为重要的内容。身在广州,大有可为。

【访谈】

广东本土作家怎能缺席这一段文学史?

羊城晚报:您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本土文学创作是什么样的判断?

江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有几部具有全国影响的伤痕文学作品,比如陈国凯、孔捷生的小说,还有表现改革开放的《雅马哈鱼档》等,一批电视剧《外来妹》、《公关小姐》、《情满珠江》。但分量最重的长篇小说还是稀缺。好在有张欣、张梅的“都市白领小说”,有“小女人散文”,有自由撰稿人的随笔——可惜不被主流文坛重视,文学史一般一笔带过,或者完全视而不见。

目前广东省内对于本土创作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台面上的众多作家很重要一部分来自外省,这也构成了广东独特的“新移民文学”,出生地与生活地所构成的反差成为这些作家创作的一个兴奋点。

羊城晚报:那么再加上全球化的推进、广东工业化时代的崛起,基于岭南的本土创作会不会渐渐消失?

江冰: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理解自己的故乡,重新审视本土文化、寻找广东本土创作的“出口”,重新站到中华文化的前列,这正是广东地域文化“本土叙述”的动机所在、愿望所系。

何况,在南粤这片土地和海洋上,近四十年发生了那么独特的大事,奇人奇事,空前绝后。假如我们的文学对这段具有强烈“地域性”色彩的历史描述缺失,假如本土作家缺席,又将是怎样的历史遗憾与作家失职呢?

羊城晚报:那您认为到底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作家将担负起这样的使命?

江冰:就“本土化”表达而言,综合考察来看,这种历史使命将更多地赋予本土作家身上——他们有人脉,有地气,有方言,有熏陶,较之“新移民作家”可能具有出生地等天然优势。但这也仅仅是理论上的说法,本土作家倘若由于熟视无睹进而导致漠然,其优势也可能瞬间消失殆尽,反而不敌外来作家因为差异冲突而唤起的新鲜感。

而且这样的文化产品生产出来之后,还要进入现代传播领域,借助一切媒介,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唯有如此,这种地域文化才能源源不断地从每时每刻正发生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羊城晚报:您目前比较看好的本土作家都有谁呢?

江冰:我曾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广东文坛的两位80后本土作家:潮汕的陈崇正,陆丰的陈再见。

陈崇正是出生于1983年的“80后”,也是“新概念作文大奖赛”的获奖者,他的《碧河往事》刊于《收获》2015年第5期,就在不长的篇幅里,营造了广东潮汕文化的特殊氛围,内蕴一场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的反思,文笔克制隐忍。陈再见的中篇小说《扇背镇传奇》刊于《啄木鸟》2015年第2期,借一幅广东海边小镇的风情图画,展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南粤大地民风的步步沦陷。其中的深意,又岂止丛林法则中的弱肉强食?也可以说,他无意中完成了当下最有神韵最具深刻性的广东本土叙述。

(羊城晚报2016年12月18日报道,链接:http://ep.ycwb.com/epaper/ycwb/html/2016-12/18/content_208446.htm)

作者/通讯员:邓琼 | 来源:羊城晚报 | 编辑: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