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而繁多的女性角色不失为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若随我定睛细瞧，不难发现纵然塑造的女性角色多如牛毛，却大多呈现出千人一面的脸谱化现象。如果说人物其命运与爱情如同并蒂莲一般相生相依，密不可分。那对于女性，爱情除了个体幸福，还意味着什么？
细究其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文学作品中往往着眼的都是贵族闺门女子，有一定社会地位。而作者出于情节需要，着力构筑父权结构对个人的整体压迫，与个人希望从桎梏中挣脱的矛盾，于是女子的知识素养，受教育水平便成了最好的“引信”。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分化，女性更多承担相夫教子一职，遵循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规训。在程朱理学的强化下，女性照顾家庭、操劳家务的再生产力作用被弱化，这一困窘在不产生货币价值的非底层女性身上体现尤其明显。
具体表现为两点：其一，人们将女子豢养在家甚至视乎个人财产，对女子贞洁的要求几近苛刻，对女子生育价值尤为看中。其二，家族对于女子个人拼搏理想事业、考取功名、得到个人成功并没有期待，只看重其对丈夫的顺驯。艺术反映生活，“顺驯”变成了大多女子整齐划一的脸谱。综上，往往强调爱情与命运紧密耦合的文学作品，女子的命运也往往是嫁前从父，嫁后从夫，其人物主体性并不被彰显。
所以面对时代与自己能力的局限，爱情往往作为女性抗争的唯一方式，其在文学上的作用也就被无限放大。但这种爱情不如多巴胺分泌那般原始，也不是柏拉图精神之爱一样纯粹。爱情背后往往蕴含了女子的目的：第一，将自己的抱负投射到男性身上，将志向用爱包装；第二，以自由恋爱的方式反抗被强加的命运，完成对父权制的挣脱。 第一种更多反映出时代的局限，例如《红与黑》的玛蒂尔达，她对拿破仑的极端憧憬，甚至身着黑纱为其忌日哀悼。但身为女子，她无法走出家庭，真正投入革命抗争，所以她简单的把纯粹的对于拿破仑的追捧投射到人物于连身上，甚至在于连被判处死刑之后感受到极端的狂喜，只因她像她的偶像一般为理想殉道。
本文主要讨论第二种，即通过逃脱婚姻安排——逃脱思想桎梏——跳脱门第桎梏等方面进行解读，展现文人们在柔弱女子身上反抗父权制度的刚烈决绝。
《梁祝》抗婚化蝶是最表层的对于父权的反抗。《牡丹亭》的春日幻想看似是正常的青春期的躁动，但结合当时普遍极端追求闺阁女子身心纯洁，严格管束，所读书目应当是《女训》的社会现实。女主人公居住在有伸缩楼梯的狭小隔间，只有丫鬟送餐放下楼梯，才能短暂的打破空间的隔绝。这楼梯隔绝的不单是 “身体自由”，还是“心灵自由”。以同一时期的欧洲贵族女子为例，在听到污秽、令人震惊的事物时，她们会惊叫着晕倒，然后由仆人拿着嗅盐唤醒。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在梦中与男子私会，行鱼水之欢无疑是激进的，又似乎“水到渠成”。《红楼梦》中林黛玉偷看《牡丹亭》，也被薛宝钗劝诫，这也侧面说明梦中的幽会对于当时的女性思想解放，对当时整体父权结构都是一个非常有冲击性的事情。
《霍小玉传》就父权制的破坏则更上一个层级。对于流落教坊的娼妓，白居易给出了最直白的写照，在“暮去朝来颜色故”之后，无依无靠的娼妓只能“老大嫁作商人妇”。但霍小玉决心冲破命运的枷锁，跨越门第观念与贵公子李益缔结承诺，打破了娼妓既定结局。八年之后削发为尼，击碎了妇女顺驯的“品德”，临死前含恨下毒咒而非忍气吞声。或许可以说，她这样不值得，万一李益没有良心、没被影响，那死亡不是没有任何作用吗？但这是她对抗这个不公平世界仅有的方式。她用自己的死亡表达了她的愤恨，是对整个“社会”的复仇。我联想到《厌女》中提到的一个东电女职员，工作能力出色却因为性别郁郁不得志，在一系列挫折之后，由此自暴自弃，将自己的身体随意出卖。
一位网友的观点点明了这个行为背后本质：“嫖客的出价，其实是他对于自己的定价。”既然你认为女性的贞操是女性最宝贵的东西，那我就把这个最宝贵的东西随便糟蹋，以此完成对社会观念的背刺。同样，生命也是，我的力量如此弱小，我甚至无法直接惩罚这个背信弃义的男人，那我就赌上我的生命提出控诉，对整个帮助他逍遥法外的社会也进行打击。这种飞蛾扑火的行为无疑是有极强自毁倾向的，有强烈戏剧色彩的悲剧，但是对于古代没有主导自己命运能力的女子来说，又似乎是无奈。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很多极端的行为可能无法理解。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女性的权益得到提高，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主导自己的爱情的社会。舒婷《致橡树》中提到的自信体态，是依靠于女性有受教育权利，有劳动的权利，由此带来的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我们可以选择满腔柔情坠入爱河，也可以和伴侣保持适当的距离感，个人选择的多样代表了女性对爱的地位的下放，自我主体性的提升，我们可以变成木棉，而非当好笼子里的金丝雀，深宅的菟丝花。而对于爱情的祛魅，除了更有利于分离与命运的黏连，让女性成就自身，还更利于爱情保持纯粹。
只有去除了其中时代压迫，家族使命的杂质，爱情才能回到最本真：心与心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