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报：邹新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价值与现实迫切性

■ 邹新月

提要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努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区域城乡融合均衡，东西、南北区域经济协调，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3月以来国际形势逐渐朝着疫情失控、经济失速、政策失灵、民主失范和治理失序的格局演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日趋复杂，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中美摩擦全面升级、以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趋于停滞、传统的全球价值链濒临破裂。虽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了较多变化和不确定性，但我国国内基本盘总体稳定，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外部环境带来的“变”与国内基本盘的“不变”使得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有了国内、国外的空间区分，同时也就有了国内、国际的重心区分。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战略思想将社会再生产的四大环节和五大发展理念契合连接为社会主义经济纵向运行的轨道，以螺旋式增长、协调提升经济质量，揭示出新时代我国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迫切性，其理论价值主要可阐释为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其现实迫切性可阐释为以下“四个需要”。

一、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

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变迁已经历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格局1949年至上世纪60年代的“内循环工业化”发展模式，第二阶段经济发展格局上世纪70年代的“内循环为主与极其有限的外循环”发展模式，第三阶段经济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内循环良性互动”发展模式，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格局加入WTO后至今的“经济外循环为主与内循环为辅”发展模式。每个阶段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和发展理念基本符合当时国情，侧重于解决当时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同时也遗留了一些问题，也成为随后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内因和方向指引。从历史渊源看，我国于2020年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国际大循环”发展理念，新时代从“国际大循环”到“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转变，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现实逻辑，也是一种必然性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全面小康，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品质更高、范围更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出现了多样化、更高层次的要求，人民群众诸如此类需要依托“经济外循环为主与内循环为辅” 经济发展格局无法解决，只有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可能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四个战略导向机制

过去强调国内经济循环多从需求管理角度切入，强调政策层面短期调节，是被动应对外部冲击做出的政策选择，而在当下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在于长期制度供给，落脚点是结构性改革，是主动的制度建设，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更为有效、微观主体更有活力、宏观调控更加有度、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无疑亟需厘清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促进国内大循环融入国际大循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创新平台和新增长极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牵引力；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支持企业创新、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措施，释放市场活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主动融入并助力双循环发展的内生动力；优化配置国内国际资源，促进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平台聚集以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对外开放主动性和话语权。可见，从体制机制、战略牵引、动力驱动、要素驱动等四个方面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导向机制，即从深化改革、国家战略牵引、企业活力驱动、资源配置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和更高水平开放这些领域发力。

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培育完整的国内大循环内需体系

供给体系不能有效适配和满足国内需求是当前我国经济循环面临的主要问题，经济循环难以有效畅通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必须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畅通经济循环的战略方向和最大推动力，通过提升产业的信息化、智能化和服务化水平，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层次化、差异化、个性化供给能力，不断满足人民对优质商品和服务型消费的需求。而提振居民消费，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健康发展的基础，为了保障“双循环”顺畅推行，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和收入再分配调控，降低税制累退性，动态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率。只有区域城乡融合均衡发展，东西、南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才有最大可能释放内需潜力；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但是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发展仍然较为缓慢，因此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推动内循环体系建设还亟须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未来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地区优势互补的战略优势，为内循环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由此可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努力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区域城乡融合均衡，东西、南北区域经济协调，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创新驱动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

随着中国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了技术封锁和市场封锁，因此，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产业链升级畅通国内大循环、并塑造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主动地位。科技创新来推动产业供应链升级，应该着力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同时要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以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我国要重点提升产业链的基础能力和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突破制约产业链安全的短板，解决科技创新中的卡脖子问题，将“专精特新”的产品打造和产业链生态相结合，形成深度全球价值链，打造不会被轻易替代的独特竞争优势。在国际大循环方面，过去我国是被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国对国际治理规则具有较少的话语权，只能去适应国际规则。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强调对外开放主动权，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国际市场更好地联动，主动选择全球化过程，因而中国的国际大循环将直接影响未来全球化的走向，趁全球化、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再整合、国际商品流通规则修订之际，提升国际话语权；创新驱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创新消费国际循环新业态、新模式、新载体等一系列国际循环产品，有效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

五、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发挥制度优势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更高质量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理性的原则，更有效率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具理性的原则，更加公平彰显人民主体的原则，更可持续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永续的原则。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途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占据前瞻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法宝，更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中国经济崩溃论的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必须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和产业体系都要转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涵在于构建一个高质量、高效率和高稳定性的供给体系，无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成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线，推动“三高”体系的建立首先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解决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问题，其次要破解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产能过剩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最后要培育发展新动能问题。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重视数字经济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能更好地实现供需匹配，推动价格机制的完善；在宏观层面上，数字经济能够改善要素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顺利推进必须充分依托“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双轮驱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突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作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深圳特区报2021年2月2日B1版理论周刊头条刊载，链接：http://sztqb.sznews.com/MB/content/202102/02/content_9853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