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名叫《黑羊》的文章很是有趣。一个国家里人人都是贼，他们每天到邻居家行窃，同时自己家也被别人偷窃。这里没有贫富之别，日子倒也算平稳。直到有一天，一个老实人到该地定居，他不去行窃，但家里每天都失窃。同时便出现了光行窃但没有被偷的人家，也由此渐渐出现了富人和穷人。最后，富人为了保持富有建立了警察局和监狱，穷人受雇于富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老实人早已饿死。
黑羊在英语里被直接译为black sheep，即害群之马的意思；那在这个故事里谁是“害群之马”呢？显然不是那一群原本幸福的互相偷窃的居民，而是搅乱这一切的格格不入的老实人。老实人坚守道德底线，却被视作害群之马，还落得最悲惨的下场。在他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的冲突，更是当原有的道德秩序被打破时，隐隐发生作用的道德相对主义建构的文化语境对异见者的压迫，是价值冲突引发的秩序失衡。
其实故事中诚实的老实人简直逼近我们现代社会文明中的道德楷模，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坚守着不能盗窃的道德底线。可是仔细想想，明明这个老实人让一切都失衡了，为什么认为他是符合道德的？这个道德标准是如何界规出来的？我们会认为偷窃是不道德的，但这不是我们天生就有的道德判断，而是我们接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所灌输的规训。如果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在教育我们如何合理地偷窃，所有人都靠偷窃过活，我们也会成长为那些居民中的一员。很多时候道德判断是相对于具体语境而言，包嵌在特定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概念的背景之中。当所有人都在遵守某条规则时，这条规则慢慢就会成为这个社会道德判断的一个衡量标准，“正确”这个概念存在于社会习俗当中。群众总是会排斥异见者。那么在那个互相欺瞒盗窃的小镇上，这些居民的道德就是遵守你偷我、我偷他的秩序。他们眼里，不遵守规则、破坏偷窃平衡的老实人反而不道德。
且慢，如果在这个孤立的语境中讨论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滑向道德相对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了。但是如果是这样，我们无法赞扬老实人的选择，甚至不能评价任何其他文化语境下的行为，道德进步的观念也会受到质疑。道德相对主义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基础——某个时空内人们之间的约定与共识，即为判断道德上正确与否的唯一根据。一种道德判断被普遍相信与接受，即说明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这无疑容易导致各种道德困境和令人难以接受的后果。举个例子，时至今日非洲仍有一些部落保留着“割礼”的传统，倘若按照“群体性即正义”的准则，被部落共同接受的残忍的割礼传统便是合理的、正确的，而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认知，甚至动摇了国际组织对这一现象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道德基础。
这个以偷窃为生存基础的国家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隐喻，可以被看作是对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事实描述，但是这种立足于现象学层面的描述绝不应该成为道德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至少人类社会是存在一些共有的、根本性的道德规则的，这是我们能达成某些约定和共识所立足的更为客观、更“超越”的基础。绝不可以认为老实人是不道德的害群之马，他只是把更为先进、更为文明的道德理念，带到了一个观念相对落后但暂时自洽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秩序并不具备牢固的基础，随时都面临着秩序失衡、社会结构坍塌的风险。作为异类受到排挤打压是正常的，也是不幸的，但并不意味着老实人是不对的。在一个与自身道德观念严重相悖的地方始终坚守着内心的道德，并宁愿饿死也不践踏内心的信条，我更愿意认为老实人是勇敢而善良的。
故事最后，由于老实人坚决不偷窃他人，这个国家出现了贫富分化和国家机器，渐渐形成了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这个结局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在这样的现代社会里，道德才终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形成发展起来，人们才终于理解并接受“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行为准则，而这个时候，最早践行这一准则的老实人已经饿死了。在道德发展的道路上，超前的观念并不容易被推崇，而直到有适合这一理念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人们才得以明白：所有人深信不疑的也未必是真理。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存在不能背弃的、超越特定文化或历史时期的信念和实践，饿死的才并不总是老实人，关于道德的讨论才不至于突破伦理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