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有记忆以来，身边的长辈都说：六妹的女儿是在大卖场里长大的。我的童年与少年时光总是不自觉定位在大卖场内，脑海里浮现的便是母亲忙碌的背影。
我记得非常清楚：走过无数次通往母亲档口的红旗路；在档口的一个高脚凳上写过数百本作业；站在同一个高脚凳上卖了5年饮料，直到我的身高刚好超过冰柜。但我当时非常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身边小朋友的父母都去了大城市打工赚钱，而我的母亲要留在这个小县城一个人那么辛苦地撑着一个小档口呢？我更不明白的是：当我读小学以后，那些认识的街坊都劝我的母亲把我放到大院里托管，给我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而我的母亲总是微笑拒绝，坚持要我在档口学习。小时候安慰自己，长大以后我总会知道的。事实上，现在的我已经无比深刻地认识到了这背后的辛酸、不屈与良苦用心。
在艰辛里成长
1973年，母亲出生在茂名市一个一穷二白的乡村小学教师家庭，她作为外婆的第六个孩子，取名为六妹。以我们现在普遍的认识，一个家庭最小的孩子总是容易获得整个家族的宠爱，可现实刚好相反，六妹的成长充斥着泪水、痛苦和艰辛。
六妹生在文化大革命时代，重男轻女的现象比较常见。似乎对于六妹来讲，从出生开始便是吃不饱、穿不暖的。在那样多孩子的一个家庭里，六妹从小便以为自己和姐姐们只能喝粥水，而唯一的哥哥才能喝米粥；自己所穿的衣服就只能是哥哥姐姐们淘汰了的衣服；自己是要上山打柴和放牛来赚钱给哥哥姐姐读书的。她心有不甘，却无法抵抗这样的命运。
尽管如此，六妹还是渴望和哥哥姐姐一样，能够到学校里去读书识字。终于，文革结束后，随着家境的一点点改善，六妹的愿望实现了，虽然入读小学时她已经8岁。作为家里最迟上学的孩子，尽管哥哥姐姐们大多都是小学便辍学去帮忙赚钱，但六妹还是恳求父母让她读到初中。
好景不长，初中的学费十分昂贵，同时六妹父母主张的“读书无用论，赚钱是王道”最终还是让六妹的奢望半路夭折了，那时的她刚好16岁。此后直至18岁之前，她一直在家务农。看着兄弟姐妹一个个走出山村，去到大城市赚钱，六妹心里既羡慕不已，又迷茫得看不清自己人生的方向。那时的她没有一天不在想：外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我这一辈子能不能改变自己贫苦的人生？
在追逐光明的路上
18岁的六妹，无比渴望走出这个贫困的小山村。哪怕只是出了村口，她也坚信这样自己才能知道人生该往哪走。终于，她在同学的介绍下找到了茂名市区一个搬砖头的工作。她终于可以走出村子到外面看看了。对于这份工作，她满怀期待，全然不知原来追逐光明的起点是如此艰难，尤其是对一个没有知识、没有学历的农村女生来说。那时候，她每天需要大清早骑自行车去到相隔20公里外的工作地点。当时的六妹只不过是个18岁的小女生，力气自然不如那些体格强壮的男工，加上六妹只有小学学历，包工头便苛求她以男工搬一块砖一半的单价来计算工钱。六妹心里十分不服气，但也无可奈何。她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大不了我多走几趟赚回来。事实上，她也做到了，当时的她以行动证明了：女的也可以比男的强。她从一开始的一趟只能搬10块到后来和男工一样一趟搬16块；男工们收工吃饭时，六妹还咬紧牙关多搬一个小时。最后，男工们不再敢小瞧六妹，她也成功拿到了自己第一笔辛酸的血汗钱。
我静静地听着这个励志的故事，这个结局我感觉很正能量。母亲观察到我释怀的表情，突然笑着问：“是不是觉得勤能致富，奋斗就能改变命运呢？”“不然呢？”我说道。接下来母亲所说的话，让我突然明白：要是命运真的如此简单，母亲的人生也不会如此跌宕起伏。
六妹的第一份工作：搬泥砖。它给一个18岁的小女生带来了手上、背上一道道血痕；它让一个原本细小的大拇指永远地变成了粗大无比的畸形指；它让一个贫困的农村女生一夜从天真变得现实。
那个适逢改革开放的时代，六妹没有停止追逐光明的脚步。她给父母留下了三分之二的工钱，带着一点点钱，毫不犹豫地去到深圳的一家制衣厂打工。当时，她还始终坚信着勤能致富，奋斗改变命运。但渐渐发现，她只不过是从一个贫困的农村逃到了另一个冰冷的“铁匣子”。
整整6年，她始终兢兢业业，犹如没感情的制衣机器。尽管如此，她每年也只能领到几千块钱，除了维持温饱，别的什么都没有，她不得不承认自己果真成了那个时代的“廉价劳动力”。其实，制衣厂里绝大多数女工都一样。没有文凭，靠着一点点技艺，领着为数不多的工资，艰难而平凡地过日子。但六妹做不到，尤其是在她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她知道她必须摆脱贫困的人生，她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经历自己曾经受过的苦。
六妹带着仍在襁褓的儿子回到落后的小县城，她决意不顾父母反对，拿着仅剩的积蓄，到当地的一个大卖场租下一个小铺位做起零售生意。不得不说，六妹的选择是很正确的。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零售2.0时代，六妹观察到深圳这类大城市形成了百货、超市、便利店、专卖店等多种业态并存的格局，而附属于茂名的小县城却鲜少，即使有也相隔甚远；同时大卖场临近住宅大院和学校，绝大多数却从事鞋服批发生意，鲜少生活用品与食品的零售。顺应大好时势，加之吃苦耐劳的六妹始终坚持多方市场调查，引进新产品，如台湾珍珠奶茶、台湾热狗、当地特色凉果等，店铺的零售生意逐渐红火起来。六妹也终于成功摘掉“廉价劳动力”的称号，有能力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和教育。
时隔4年，六妹意外怀上二胎。尚在胚胎里的我似乎不是那么的受欢迎。当时正值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对于普通家庭而言，生二胎将面临巨额的罚款。那个年代医生允许告知父母婴儿性别，得知胎儿性别的六妹有喜有忧。不出六妹所料，家族得知我的性别是女孩时一致劝她放弃我。但六妹没有，她和那些声称“女孩是赔钱货”的亲戚大吵过后，仍坚持把我生下。
当时年幼的我丝毫不懂原来我的出生对于母亲来讲是多么艰难的抗争，还时常闹性子抱怨母亲重男轻女。但每当这个时候母亲丝毫不跟我计较，还打趣我：“我重男轻女？你知道你一出生就值6000块吗？这是当时一层楼的价格。”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出生就值一层楼的价格，我试过问母亲，但她总不愿和我说。直到长大我才清楚，原来这是计划生育时期超生的罚款。母亲也终于大方承认，慈爱地说：“上天给我一个宝贵的女儿，给一点点罚款不算什么。”
母亲告诉我，自从我出生以来她就告诉过自己，绝对不能偏爱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她亲身体会过对于一个孩子而言，不公平的爱是多么委屈和痛苦。母亲也坦言，在我尚未出生的前四年，是她最窘迫和最艰辛的时候。当时，因为创业初期开支较大，迫于经济压力，哥哥年幼时也只能轮换吃奶粉和米浆。那四年里，父亲经常外出跑车拉货，母亲只得带着年幼的哥哥守在档口，无论风吹雨打。母亲对我说：“连续四年里的冬天，我看着你哥哥被冻哭，我自己也止不住眼泪。因为贫穷，我忙于生意常疏忽对你哥哥的照顾，你哥哥出生以来就受过不少苦。所以非要说有所偏爱，反而你所拥有的资源远超你哥哥。对于你们两兄妹，我都是尽我所能给你们最好的。这个时代给予你的资源和机会其实更多，你要把握住自己所拥有的，坚定地走自己的人生。”
我也从母亲的只言片语里明白当初她为何就算再忙也要在店铺里带着我。原来，六妹认为不管再忙，她必须陪着我成长，让我能切身感觉到母爱，从而拥有一个阳光的童年和健全的人格；同时她认为，我不能一味享受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那样只能让我获得温室里的天真。我的成长必须要从大卖场的劳动人民身上获得些什么，我必须要亲身经历现实的残酷来适应社会。比如：每一分血汗钱来之不易，我必须学会勤俭节约；义务教育给予我们这一代可贵的学习机会，要想不吃生活的苦就必须吃学习的苦；现实中充满竞争，商场如此，学习更是如此，我必须要主动出击，抓住机会……
迎来阳光灿烂
“勤能致富，奋斗能改变命运这些人生哲理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人要有远见，跟随着国家和时代的发展脚步，这才不是在做无用功。”六妹说。前半辈子的闯荡让六妹明白，个人的发展是不能和国家的发展割裂开的，所有努力都应该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不是像“愣头青”一样。
中国进入2000年后，房价仿佛在一夜之间暴涨起来。中国第一次“房热”让不少人着急起来，购房成为当时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六妹早在购房热出现之前便有了购房计划，在当时房价高涨的情况下，大家都是想着早买一天多划算一点。但六妹却不是这样想的，她很清楚，国家房地产发展已是必然趋势，但房价一夜之间上涨几倍实属失常，而且每天价格都上涨，非常容易造成社会混乱，相信不久国家将会出台管控。果不其然，不久国家介入，房价下滑，六妹做出了当时大家嘲讽的决定——购房。在当时房地产短暂低迷的时候购房，看似是在做赔本生意，但长远来看却是稳赚不赔的。间隔一年不到，房价有序上升，六妹庆幸自己明智的“远见”，同时她辛勤赚钱还房贷，最终获得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套房子。
“你总是教育我跟随国家和时代的发展脚步，难道你一点都不怨恨曾带给你伤痛的那个时代吗？”我好奇地问道。母亲无奈地笑着说：“怎么会不怨？70后做出的牺牲不少啊。贫乏的童年、新旧交替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刺痛、没有什么读书机会、计划生育和开放二胎的矛盾，这些都是存在的。但真正成大事的人不能只停留在个人得失上面，每一代人都是和国家共存的，你们这一代面临的学习、就业、房价等压力，国家也同样承受着。所以，与其抱怨不如相信国家，跟随国家发展脚步，不拘过往，只争朝夕。”
现在，尽管六妹已年近五旬，但她仍活到老，学到老。她积极让我进行“互联网数字反哺”，更要求我努力提高计算机技能。此外，六妹还主动报名汽车驾考，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自驾游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相信，我的母亲“六妹”已经在开往人生旅途的公路上看到天空，迎来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