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给爷爷那年，奶奶十八岁，比民国九年出生的爷爷小了整整九岁。如果按时下的说法“三岁一代沟”来看，爷爷与奶奶之间可是有三代沟的距离，彼此间是有一种亘古不变的默契——你还未说东我便已向西，话不投机半句多应是常态。
而在“代沟”一词处于只能感受未被定义的时代，爷爷奶奶的结合只能说是非冤家不聚头。爷爷属猴，性子急，干完农活归家饭菜未煮熟便少不了一顿嚷嚷。奶奶却和一碗粥似的，把爷爷吐露的字字句句熬烂，却又煮出最香的米汤。爷爷不抽烟也不喝酒，古稀之年仍挑着竹竿搭瓜棚，嘴里还对我们这一群猴孙骂骂咧咧。而奶奶这个温吞的小女人，对烟和茶就像对待饭后点心一样，缺了肚子会唱空城计，日子会不完满。爷爷念过书，写得一手好字；而文字对奶奶来说是天书，她认识的字少，真正记住的屈指可数，难为她对自己的名字和人民币上的数字记了那么久。爷爷与奶奶的组合，就像火与水，偏偏就聚到一起了。
奶奶为爷爷生了八个孩子——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顺了爷爷儿孙满堂的心愿。这个不到一米五的女人，背带上装着一个打瞌睡的婴儿，两只手扯着网线编着渔网，小小的眼睛不时地瞄向正在起火的灶台和就要打起架来的小孩。这么大的一家子，爷爷这个被晒得发亮的农民硬是撑了起来，每天陪爷爷回家的，是天边最后一丝晚霞和那把锃亮的锄头。爸爸对我描述的时候总会不由地笑了，“那样老实的一个农民，回家就耍起性子了”。爸爸说，爷爷口味较重，奶奶将菜煮得稍淡些爷爷便噼里啪啦地念叨起来，偶尔会负气得扔下筷子，扔下一句“不吃了”后就把最淡的粥一股脑地往嘴巴里倒然后离开。奶奶招呼孩子吃完后便把桌子擦了一遍，又擦了一遍，最后把剩饭剩菜都吃了，从外面乘凉回来的爷爷只能对着空空的碗碟干瞪眼。
爸爸娶妈妈的时候，“分家”这项艰巨的任务基本是完成了。爷爷住在三伯父家，而奶奶住在我家，看似分离了，其实两家亲人是邻居，前后一个内巷的距离。低头不见抬头见，见面仍是要擦出火花的。爷爷喜欢吃花蛤，每次家里炒花蛤的时候他总会馋嘴先吃。有一次，奶奶偷偷地在我耳旁说：“你爷爷拿着筷子在花蛤壳里挑肉呢！”我回头一看，爷爷的筷子稳稳地夹着一个完整的花蛤。在我想取笑奶奶胡说时，爷爷已经吃完赶紧叫唤奶奶去收拾桌上的花蛤壳。桌上只有四个花蛤壳，而爷爷已经吃了两碗粥。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奶奶在爷爷背后翻着白眼。还有一次，奶奶煮热水时把一大块柴火扔进灶里，爷爷指责奶奶浪费，不懂把柴火砍碎分次烧。奶奶难得不糊涂，就回一句：“没烧透的留着明天烧。”爷爷的火“蹭”地一下就上来了，拍着桌子“今天饭煮不熟的还可以留着明天、后天再煮是吧？”奶奶听完赌气地拿着扫帚要扫爷爷脚下那块地，两人有点相持不下，最后是妈妈唤着爷爷奶奶吃饭，奶奶照例为爷爷盛好饭，骄傲的爷爷这才“哼”的一声，拿起了筷子。
这么闹的一对冤家啊，看似水火不容的，可是水流走了，火却怎么也燃不起来了！奶奶去世的时候，我读高三，她活了八十二年，比爷爷先走。从发病到去世，整整一个星期，快得让人恍惚。爷爷颤着声说他有预感这次奶奶要走了，他定定地望着已经昏迷的奶奶，眼里闪着的泪水倔强地不肯掉下。奶奶离去的那天，爷爷被父亲和伯父搀扶着回房，我看到他打开了收音机后闭上了眼睛，我强忍着的泪水一下子掉了下来。那一刻，我觉得爷爷这把火再也燃不起来了。我忽然想起两年前爷爷吃坏肚子躺在床上的时候，家里请来的医生说要吊水，当时奶奶站在门槛前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个没文化的女人，和爷爷吵闹着挺过战争、贫寒与饥饿，是爷爷生命中的一碗不多不少的水，解渴的同时不会让这把火熄灭。
爷爷在前年也住进了奶奶的那座坟墓里，这对老冤家又聚头了。那块完整的墓碑意味着这两个老人，从此只能活在我的回忆里。我想起奶奶用手把一块西瓜掰成两半，西瓜汁顺着指缝不断流下的画面；想起爷爷买了根五毛钱不知名的冰棒舔得正欢的画面；我想起奶奶递给我半块西瓜我说不要时她嘟起了嘴；想起爷爷给了我一支一块五的五羊雪糕然后讨好地问我好不好吃。
我何其幸运地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无比怀念出现在我生命中的这对老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