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我们怎样观察“幸福”

经济增长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才会对那些影响“幸福”的因素、环境、约束条件产生正向作用。为夯实这个基础，加快转型升级是必经之路。

“幸福广东”既出，对“幸福”怎么看怎么理解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就从普罗大众及国家(区域)两个角度来观察个体主观的“幸福”和总体综合的“幸福”。

积极心理学从“快乐、充实和意义”三要素观察“幸福”，从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弱点转向关注人类的优秀品质，主张积极取向，强调人的价值与人文关怀。它基于这种理念：人们所追求的不仅是终结痛苦，更期望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Seligman认定幸福感的三个核心要素是：快乐、充实和意义。获得幸福的第一个途径是快乐，快乐通过增加积极的情感而带来幸福；第二个途径是对目标的追求，由于目标能使人们完全地投入某事，因而产生成就和幸福感；第三个途径是综合运用各种人格力量，从而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历史上，中国有儒家、道家和佛家三大思想支柱，这三大思想中的“幸福观”更多的是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即德福思想。儒家将幸福与道德紧密联系起来，认为有德才有幸福；道家认为幸福是精神上的自由自在，要达到这种状态就要顺势而为；佛家的幸福则是通过修炼尽早脱离苦海，达到涅槃状态。西方人观察幸福，按照幸福和道德的关系又区分为：道德就是幸福；道德是实现幸福的手段。现代伦理则更加直白，从满足需要、欲望、目的等诸方面去观察幸福。这种观念的本质依然是讲求道德、德行为先。据此，用德福思想观察“幸福”，就得到了现代意义上物化后的“幸福”为：(1)物质幸福、社会幸福、精神幸福；(2)创造性幸福与消费性幸福；(3)德性幸福与非德性幸福；(4)过程幸福和结果幸福。

影响幸福的因素有很多，从一国一省所关切、从民众所感受的角度来看，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就业、隐性消费等。随着收入变化，幸福会如何改变呢？一般地，幸福度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微观个体收入增长时，幸福度不会有太大变化。收入与“幸福”之间存在所谓“幸福悖论”，即研究结果与人们的感受都表明，收入与幸福可能没有正向的水涨船高的必然关系，常常出现收入增长，但快乐却不相应增长，即所谓有钱不快乐的“快乐水车”现象。日本人在过去50年中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欧洲人过去近40年的幸福感也没有增加。就业对“幸福”的影响，是通过影响人的收入来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从而对“幸福”的影响是恒久的。除了直接影响收入以外，就业还多频次、多层面影响人们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对“幸福”状况产生变化的次级因素，它无可争辩地成为了观察和分析“幸福”的重要因素。隐性消费则指的是免于交通堵塞、与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假期和工作特性的多样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隐形消费越来越多地、真真切切地从物化到内化、从物质到精神，影响、制约甚至决定着人们的主观体验和客观感受，这已经是观察“幸福”不可或缺的一个窗口。

从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增加的路径来观察，经济增长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会“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才会对那些影响“幸福”的因素、环境、约束条件产生正向作用。显而易见，为夯实这个基础，加快转型升级是必经之路。这其中包括经济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转型升级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它意味着经济体制的更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区域、城乡经济的平衡发展。把握这条促使经济增长与国民财富增加的路径，对于观察“幸福”，意义非同一般。

（南方日报2011年1月26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