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信仰

在我的印象中，外公和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样，总是微眯着眼、佝偻着背脊，每天都在操心今天又要做什么好吃的饭菜。每次回去，我总能吃到一桌丰盛的客家风味。他总是囿于厨房，我却不知道，他也曾经历时代的风雨。

时间追溯到1947年，外公从惠州市博罗县柏塘镇上的一所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既没有足够的钱供家里的小孩读书，又对学业不太重视，毕竟能够吃上口热饭就已经足够幸运了。口腹之欲尚且不能满足，更毋论更高层次的需求了。读书既要花钱，还得舍出去一个劳动力，算来算去都不是合理的“买卖”，所以，那时候读完初中在村子里已经是件了不起的事了。

但是外公不愿意就这么结束自己的学习生涯，过上仿佛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他知道如果放弃读书，等待他的就只有工厂里生着铁锈的机器和散发着难闻焦油的环境，他不甘心。

于是在和家里商量之后，他便决定卖烧饼来赚取学费和书本费，半工半读再怎么样也比读不上书要好许多。家里一贫如洗，值钱的物件几乎没有，更别说一辆自行车了。而从家到镇上，整整有几十里路。那么遥远的距离，就像是将外公与学校隔绝的一座大山，这便要放弃吗？当然不！路不就我，我来就路！一个人一旦下定了某种决心，便有不可阻挡的勇气。没有自行车怎么办？那就走路！这是笨方法，却也是唯一的办法。

外公开始了起早贪黑的生活。晚上放学回来后，他先去帮家里把剩下的活做好。最后才有时间去和面，揉好面团后一一放到模具上做成馍馍，第二天凌晨便贴到壁炉上去烤，撒上芝麻，焦香酥脆的烧饼便做好了。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大地上的时候，外公就已经到达镇上叫卖烧饼了。每一天深一脚浅一脚挑着重担走几十里路，重担几乎压垮了一个孩子的肩膀，外公的脸庞渐渐消瘦，肤色也成了深色，双肩和双脚的皮破了又破，往往伤口结成的痂还没好，又增添了新的伤口。但他却乐在其中，“只要能继续读书，我就没什么怕的。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于我来说，卖烧饼再怎么累也只是身体上的劳累，可是如果我连读书的机会都失去了，以后生活的劲儿都没了啊！”就这样，外公依靠自己的双手，继续完成了学业。

新中国伊始，外公也成年了，他萌生了去当兵的想法。然而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但是百废待兴，局势错综复杂，家里十分反对外公当兵，他们希望外公能够平安顺遂，不忍心他在外奔波。这条路行不通，那就换条路。当兵是为了能够报效祖国，为人民保家卫国，但不一定只有当兵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外公思来想去，他当初千辛万苦也要坚持读书，为的就是不走上讨生活的道路，多学一点知识，也就多一份底气。当时乡镇上坚持读书的小孩却很少，他们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家里也没有人能够为他们指引方向，一般读完小学或者初中，就选择出去进厂打工了。看上去他们是能够早点赚到钱，为家里减轻负担，可是殊不知一辈子那么长，终点也和起点相差无几，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外公在这个地方接受了教育，现在为什么不留下来教育下一代呢？哪怕只是告诉他们读书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也好，他们需要老师来为他们点亮一盏灯。

于是外公选择了做一名乡村教师，他坦诚地说：“我也许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去当兵，上战场为人民捍卫一片疆土，我的本事确实不大。”他似是回忆起那群孩子，眼神里带着一些柔和，“但我可以做这一方孩子的战士，粉笔和教案就是我的武器。”成为教师后，外公又向学校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共产党员。

如果就这么顺利地走下去，外公会以教师的身份一直工作到退休。然而，在他33岁那年——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学校全都停课了，外公也不可避免地“下岗”，离开了心爱的讲台。这是顺应政策，也是无奈之举。

没办法继续实现理想抱负了，但是饭总得吃啊。那时候外公已经成家了，一大家子都靠着他养活，于是外公重操旧业——卖烧饼。当然，倘若只卖烧饼，供一个人读书是足够的，但外公身后是一个家庭，这就有点捉襟见肘了。经济来源过于单一，来钱又慢，外公不得不另想办法了。

农村最不缺少的就是土地，但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能使用的面积并不算多，可利用的土地也是东一块西一块。当时外公并没有打算开垦荒地去种植粮食，而是选择了石草。石草的草茎圆滑细长，粗细均匀，软硬适度，纤维长，坚韧而又富有弹性，抗拉性好，最重要的是种子便宜，又好养活。这样的特点最适合编草席。用石草编织的草席具有放湿性和吸湿性，夏天凉爽而冬天不能保证说温暖，起码能做到不冰凉，因此风靡一时。收割完石草后先放到具有驱蚊作用的水里浸泡几个小时，再拿出来晾晒。那段时间兴起了一股潮流，家家户户门口的院子都堆满了一捆捆石草。晾晒完毕后，外公发动全家来编织草席，夜晚灯火通明，一盏盏亮起来的灯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尽管村里也有不少人卖草席，竞争激烈。但外公家编织的草席尤为出色，原本粗糙的表面被打磨得光滑且不硌皮肤，断口处平平整整而没有多余的草线露出，工艺和花式多种多样，所以生意也比别人家好，收入不断增加，家里的伙食终于有了改善。由一名教书匠变为卖烧饼和草席的，外公并没有抱怨，心里也没有落差感，唯一可惜的只是那些孩子们。他语重心长地说：“靠自己双手吃饭，从来就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我们堂堂正正做人，光明正大做事。”一直到文革结束，家里都是靠着这些来维持生计。

七十年代末，文革终于结束了，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鼓励发展国民经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广下，国家进行土地改革，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方式大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不仅如此，经营的单位缩小到家庭，每家每户都能分到土地，外公家也因此分配到了一亩多的土地。柏塘镇属于低矮山区，气候温暖宜人，降水量适中，无论是地形还是气候，种植茶叶再适宜不过了。于是大家一合计，种植茶叶实现多种经营。

正所谓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于是每个山头种满了各家的茶叶，开创了属于本土的茶叶品牌——柏塘山茶。茶叶的价格根据季节而定，春分前后最贵200-250元一斤；秋季则要低廉一些，为180-200元一斤；5月-7月的最便宜，只卖90-120元一斤，不一而足。

辛苦是辛苦了点，但做什么工作不辛苦呢？能够分配到一块六七百平方米的土地，在自家的土地上劳作，大家脸上的笑意也都真切了许多，再怎么累也值得。就这样，外公家渐渐富裕起来，不用再想着去卖烧饼来赚取生活费了。攒够了积蓄之后，外公便打算给家里换套房子。于是他在距离圩镇比较近的地方买了块地皮，建了二层楼房，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但足够一家人居住。而旧的房子就出租给外省人住，尽管家里的收入一般，外公却没想过靠着收租多赚一些钱，他知道外地人打工辛苦，于是偌大的房子每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家里其他人建议提高租金时，外公正色道：“政府对咱好！我们做人也要学会知足，不要太贪心了。大家都是辛苦人，彼此体谅一下，收那么多房租干嘛呢？”

后来外公老了，家里也有人做饭，不用操心养家的事，但他还是固执地在厨房里忙碌，甚至一大清早赶往镇上给大家买早餐。忙碌了一辈子，他是怎么也不肯歇下来。他囿于厨房，但是我知道，他也曾经历过时代的风雨。

自外公出生以来，他所看到的世界便是战火纷飞，民生凋零。这样的世界，连看到的颜色仿佛都只剩下灰色，如同石头一般压抑又窒息地压在外公的胸中，难以呼吸。经历过这样的日子，外公更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及和平的社会是多么来之不易，多么可贵。而带来这一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想要追随他们前进的步伐，为这一份伟大的事业添一片瓦、加一块砖，他也的确做到了。

后来，外公成为了党支部书记。入党五十周年的那天，党组织给外公颁发了荣誉勋章证书。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金色的光辉反射在外公的脸上，照亮了这位老党员这五十年来的忠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