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洪：对广东居民幸福状况的测评

生活舒适感均处于较高水平，而工作幸福感次之，政治和谐感最低。因此，加快民主进程和法制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显然是当务之急。

广东具有相对厚实的民生基础，在建设幸福广东之路上可以先行一步。笔者的研究团队对幸福广东的观察、测度、评价也先行一步，有3年持续的研究工作基础。以我省21个地级市的城镇居民作为样本框，从2007年开始，团队采用了连续3年近7000份的有效问卷，分析了广东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影响。问卷覆盖了6个等级的年龄结构、52个职业、4个层级的文化程度。

问卷将幸福感细分为生活舒适感、工作幸福感和政治和谐感三个水平，据此计算得出2007—2009年广东全省、珠三角地区、东翼地区、西翼地区和山区五市(韶关、河源、梅州、清远、云浮)的幸福指数(具体数字此处从略)。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地理位置、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各个地区幸福指数、生活舒适感、工作幸福感和政治和谐感均有所不同。

从空间维度看，珠三角地区的幸福指数最高，2007年、2008年均排名第一位，且高于广东总体平均水平，这与珠三角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及国家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但在2009年，其幸福指数被西翼超越，表明西部的幸福感正在逐渐增强，而东翼、西翼和山区五市三个地区的幸福感相差不大，且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这与该地区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生活水平有关。从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四个地区生活舒适感均处于较高水平，而工作幸福感次之，政治和谐感最低。因此，加快民主进程和法制建设，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显然是当务之急。

从时间维度看，全省2008年幸福指数比2007年和2009年要高一点。在四个地区中，山区五市幸福感提高最快，幸福指数上升10.28%；西翼地区次之，幸福指数上升9.49%；珠三角地区上升了6.48%；东翼地区提高最慢，幸福指数仅上升3.12%。这个结果与近年来政府推行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政策有关，资源、市场、产业、政策都在逐渐向珠三角以外地区转移，有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幸福测度的三个细分水平中，生活舒适感在这些地区提升较大，工作幸福感和政治和谐感的提升则不太明显。

从对调查数据的深度分析看，广东幸福指数中的生活舒适感、工作幸福感和政治和谐感的三个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呢？我们的分析结论是工作幸福感对生活舒适感有正面直接影响，也就是说，工作中的得失会对生活产生相应的正负影响；生活舒适感对政治和谐感有正面直接影响，政治和谐感对工作幸福感有正面直接影响，但两者的影响都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

从学历和收入角度看，珠三角、广州和深圳生活舒适感的关联结果也是非常显著的：第一，广州和深圳低学历、低收入者对生活舒适感“不满意”的支持度各为25.19%和31.41%，均在阀值2%以上，且置信度水平都高于50%，说明广州和深圳地区低学历、低收入者的生活舒适感不高。第二，广州和深圳高学历、高收入者对生活舒适感“满意”的 支 持度 各 为13.47%和17.84%，虽然高于阀值，但支持度分别为54.41%和51.67%，置信度水平比较低，其可信度大打折扣。第三，珠三角总体上城镇居民对工作幸福感“不满意”的支持比例分别为21.33%和19.66%，说明人们对珠三角地区的工作幸福感持“满意”态度的情况不容乐观。其中的原因，也许表明了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知不仅仅是由智商和财富决定的，极端人群的幸福感分布也是极端的。

此外，珠三角地区高收入人群的工作幸福感比低收入人群高，可见收入因素的直接影响是工作幸福感，而不是生活舒适感，但可以通过工作幸福感来间接影响生活舒适感。

（南方日报2011年1月28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