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大学转型教师应该如何做？

当下，关于“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引发多方议论与思考。我作为大学二级学院院长，有两点想法与大家分享。

一是应用型大学是否还要搞科研？

答案是肯定的。

无论什么档次的大学，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继承与创新四项功能应该都无例外，他们之间的关系相辅相成，培养人才、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有所偏废。问题是你如何进入科研，比如应用型大学，提倡淡化高端研究，重点关注社会应用型课题，把仰望星空的问题更多地交给中山大学这样的学校，更多地关注脚踏实地的问题。我以为这种提倡——从充分利用学术资源、合理分布学术研究的人力资源角度——具有合理性。假如考虑到中国大学学术研究市场转化率极低的现状，考虑到即使人文学科也有重理论轻应用的严重倾向，这样的提倡更加具有现实合理性与时代必要性。比如，就是文学研究，对当下现象关注就远不及历史与理论研究。

我们广财大的学术研究不但可以尽量向应用型靠拢，而且可以将研究课题与人才培养、第一二三课堂建设、社会服务，文化继承与创新打通，尽量一气贯通进行——这样的科研因为有了更加广泛的视野与场域，不但有利于出成果，而且可以得到更多方面的支持与启发。

我所在的人文与传播学院，其中应用社会学系就有成功的实践：

多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与实践教学、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乃至实践性很强的“大学生挑战杯”项目结合，屡创佳绩，常有意外之喜。比如，广州小洲村社会调查、广州小北路非洲裔黑人生存状况调查、顺德乐从暑期夏令营等等；再如，我们新近获批的广州市社科联基地：“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就是文学评论团队服务社会，参与广州市文艺志愿者活动的结果。有应用型的师生社会活动，接通社会需求，就会有课题有经费有平台，就会有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建设四项功能贯通的可能。

二是大学教师是否需要了解人才市场与需求？

答案依旧是肯定的。大学是不是象牙塔？我以为既是又不是。

是，代表着她是一方净土，维护着精神的高尚与清洁；言其不是，因为学生本人、学生家庭，以及社会人才市场急需各种各样的人才，我们不可能与社会隔绝。

一个家庭送孩子来大学，最为朴素与合理的意愿在于：为孩子进入社会找一份工作、自食其力地生存下去，并且有可能利用一技之长，向社会的高端流动，一句话：过上幸福安稳的好日子！这一点恐怕大家都不会异议。但是，一个潜在的观念在教师中相当有市场：不少教师或明或暗地认为：我教好自己的课程，完成教学计划就好，至于社会人才市场需求不关我事，我只教理论只教教科书规定的内容。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样的看法都是需要商榷的——尤其是在应用型大学转型的今天。

首先，从当下人才市场需求看，社会需要不同规格的人才，理论型人才、高大上人才需求有限，应用型人才则需求旺盛。其次，我们教师是否了解社会？了解市场变化？我们学习的知识与技能是否过时？这里也有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的必要。目前大学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多为985/211大学培养，从大学到大学，从课堂到课堂，具有学历高、眼光高；但重理论、轻实践、少社会一线历练的特点，所以在观念与技能上均不适应“向应用型大学转型”，这也无形中构成意识与行动的双重障碍。加之目前大学体制以及奖惩评价标准的固化，所以，教师如何从自身开始，适应新形势也有相当阻力。需要大学各个方面高度重视，从观念与制度上推动转型。比如，我们的教师比较期待国外访学，同时，又比较轻视去一线挂职实践——类似媒体挂职、公司挂职一般被认为“不学术”或是不那么“高大上”。试想，一个没有媒体经历与经验的教师，如何讲授媒体？一个没有运作过公司的人，如何教得好公司管理？这一点，恐怕比不会游泳的人去开课讲授游泳，还要隔靴搔痒，还要不靠谱吧？

因此，进一步的结论是：我们大学教师不但应该了解人才市场和社会需求，而且还要自觉补课——补你缺少的社会实践课。我们当然需要从社会一线引进更多“双师型”教师，同时我们需要更多的大学教师成为“双师型”。就像讲授大学创意写作的教师，理想的境界是：你也能写，同时有自己的创意。